按照中国内地当前的法律法规，单身女性不被允许冻卵/资料图 图文无关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36岁的徐莉穿着病号服坐在香港一家私立医院的病床上，她有些欣喜，又有些委屈。刚刚，有9颗卵子从她体内取出，放进零下196℃的液氮里，存入医院的卵子库。
徐莉是深圳一家创业公司的CEO，虽然向往婚姻，但一直没有找到理想伴侣。过了32岁，她开始出现生育焦虑，在新冠疫情三年中，这种焦虑被不断放大。2023年6月，内地与香港间来往恢复正常后，她立马选择到香港冻卵。
“感觉对自己的人生更加有掌控感了。”徐莉说。
2023年，随着出境医疗旅游复苏，有不少像徐莉这样的单身女性选择到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国等地冻卵。美国一家辅助生殖机构中国办事处负责人告诉经济观察报，2023年他们机构送了大约400位单身女性到美国冻卵。
按照中国内地当前的法律法规，单身女性不被允许冻卵。《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明确规定：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国家卫健委曾解释不允许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单身女性冻卵的原因：一是应用卵子冷冻技术存在健康隐患，女性卵子冷冻技术是有创性操作，技术难度大于男性冻精，危害女性健康；二是为延迟生育为目的的卵子冷冻技术应用在学术界依然存在较大争议；三是严防商业化和维护社会公益是辅助生殖技术实施需要严格遵循的伦理原则。超出医学指征、将辅助生殖技术作为商品向健康人群提供，会不可避免地促使以盈利为目的导致技术滥用。
但在全国人口出生率走低、晚婚现象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2023年“两会”期间，仍有多位代表提出适度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
据财新网报道，2023年3月，国家卫健委曾组织专家讨论改革可能性，但目前还没有公开进展。
政策会不会改变，何时会改变，人们并不知道，但适龄单身女性知道自己的生育期，他们无法给政策期限，只能给自己定下时间节点。“我理解国家政策的顾虑，但我也得为个人生活做打算。”35岁的单身女性秦曼在新冠疫情防控放开后，选择了去美国冻卵。
而35岁的徐枣枣，早在4年前便提起“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该案二审至今未宣判。正处在高龄产妇年龄关口的她，决定将等待的最后期限设在2024年春季，“如果还不行，我也会选择出国冻卵”。
在采访中，很容易发现有冻卵需求的单身女性的相同点，她们大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极有主见，也有着成功的事业。她们并不排斥生育，只是因没有找到理想伴侣而不得不延迟生育。她们希望，生育这件事能成为单身女性可掌控的选择，而非只能受迫于生理时钟。
选择冻卵的女性希望生育这件事能成为单身女性可掌控的选择，而非只能受迫于生理时钟/资料图 图文无关
去冻卵
单身女性冻卵话题第一次进入中国舆论场，是在2015年，41岁的女明星徐静蕾称自己已在美国进行了冻卵手术，她将这称为“世上唯一的后悔药”。
秦曼第一次听说冻卵，就是看了有关徐静蕾冻卵的新闻。35岁的她，选择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去美国冻卵。
秦曼有男友，不过她还没考虑好进入婚姻。她出生在单亲家庭，由母亲抚养长大，对婚姻没有太高期待。她喜欢孩子，在她的理念中，是否养育一个孩子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实力。近几年，她一直忙于经营电商生意，现在每年收入30多万元，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在她的计划里，生孩子的期限大约在两年后。那时经济方面更加有保障了，也能腾出一些时间陪伴孩子。“这一年我明显感觉身体比以前差了些，比如没有以前那么能喝酒了，熬夜后非常容易疲劳”，秦曼觉得身体已经发出信号，不能将生育年龄拖得太晚。
至于两年后能否进入婚姻，并不是秦曼生孩子的必要条件。“四川已经允许非婚生育，我可以搬去四川生活。我父母很早离婚，成长过程没有父亲参与，但我也不觉得比别人少了什么”。
她发现身边一些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40多岁后会感到孤单，“很多人本来就是独生女，担心哪天父母离开后，世上就没有其他亲人了”。
决定冻卵后，秦曼接触了国内几家地下机构，服务价格在八九万元。按照政策，这些机构提供冻卵服务属于违法行为，秦曼担心一旦实验室被查封，自己的卵子也会随之消失。
最终经朋友介绍，她联系到了美国一家辅助生殖机构。这家机构中国办事处工作人员告诉她，该机构卵子解冻存活率超过97%，远高于全美60%—70%的平均水平。
这家机构通过很多方式打消秦曼的顾虑，比如美国的华人医生先在线上与秦曼进行中文沟通，讲述用药、取卵过程，建立信任；中国办事处为秦曼建了一个医疗群，医疗报告的传递、药物用量调整、签证办理等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帮忙搞定。
秦曼的冻卵分两步完成，一步在国内，一步在国外。在国内主要是吃药、打促排卵针，药物由人寄送到家，秦曼自己动手往肚子上打针。同时，她每两三天需要自行去医院监测卵泡情况，她选择的是一家私立医院，告诉医生监测原因是自己正在做试管婴儿。医疗群内的工作人员会将她的监测报告转达给美国医生，对方会根据报告结果调整药物用量。
这个过程持续了10天左右，为了提升卵子质量，秦曼每天吃高蛋白食物，戒烟戒酒，晚上11点前睡觉。
10天后，工作人员通知她可以预定机票了。秦曼花了8000元订了一张去美国的机票。这是她第一次去美国，出发前甚至有点担心会迷路。
她在美国待了4天，再次做了阴超检查，取卵只花了5分钟。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15个卵泡，除1个空卵泡外，其余14颗都被冻入了卵子库。
“做完手术后，肚子会有一点类似来月经的感觉，整体还好。”秦曼这一次冻卵向美国机构付了1.5万美元，加上国内医院检查费用、机票住宿费，一共花了近15万元人民币。此后每年，秦曼需要向该机构支付700多美元的冻存费用。
拨慢生理时钟
与秦曼相比，徐莉更加向往婚姻，她认为，即使没有事业，女性能把家庭经营好也是一种成功。她曾给自己定了30岁结婚的目标，但难题是，理想伴侣始终未出现。32岁时，她开始认真考虑冻卵计划，不巧碰上三年新冠疫情。
三年中，生育焦虑成为她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她担心随着年龄增长卵巢功能衰退后生育困难加大。她的父母常年在欧洲生活，想得很开，认为女儿过得开心最重要，并没有催婚，不过父母仍然建议她早点要一个孩子。
冻卵成为缓解徐莉焦虑的良药。“人有生育焦虑后，做事情会变形，比如谈恋爱可能不敢认真去谈，会考虑恋爱会不会谈到半截没有结果。当成功冻卵，没有了生育焦虑后，我发现处理很多事情会很平静、很顺畅，再也不用担心这段感情是不是会无疾而终”。
徐莉在深圳与香港间来回了半个月，打完促排卵针，取出了9颗卵子。医生告诉她，冻卵并不意味着未来一定能成功生下一个孩子，按照她的情况，拥有宝宝的几率是45%—50%。
“其实这个几率是比较低的，但如果没有冻，连最低的几率都没有，不是说一定要100%我才去做。”徐莉将自己的冻卵过程写在小红书上，这是她写过最认真的小红书分享贴。
社会性冻卵
图为“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原告徐枣枣
徐枣枣很理解徐莉的生育焦虑，作为“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原告，她反复向媒体传递一个词汇“社会性冻卵”。社会性冻卵，是指为了满足女性社会性需求而进行的冻卵，而非从医学指征角度出发。“如果单纯从生理角度考虑，一定要求人适龄生育，不能因为任何个人选择推迟生育时间，那么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徐枣枣回忆，在二审法庭上，医院方一直重点强调应该适龄生育，大龄生育会带来母子健康问题等，她感到这些观念还是趋于保守。
不仅是在法庭上，在生活中，徐枣枣也对传统的生育文化感到不适。比如，过年回家在澡堂子里搓澡时，搓澡大姐打招呼的方式是：“你多大了？你孩子多大了？”
在许多有关人口问题的舆论中，徐枣枣也感到女性处于一种被谴责的话语体系里，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女性会疑惑自己不生孩子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很多人擅长从国家的角度去论述人口问题，讨论怎样让女性去生孩子，女性变成了一个被驱使的对象，这里面很难看到作为个体存在的女性，很少人关心‘她到底想不想生孩子’”。
在徐枣枣的观念里，生育与婚姻不是100%的对应关系，而是可选套餐。她跟很多单身女性交流时发现，大家有不同的原因选择法律意义上的单身，但都在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去做生育决策。
在“中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后，徐枣枣成为了一种符号，是许多媒体的关注对象，多位冻卵的单身女性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也都提到了她和她的案件。
尽管这在意料之外，不过徐枣枣这几年一直在努力扮演“新闻当事人”的角色。从一个私人事件变成一个严肃的公共事件，徐枣枣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她渐渐地把传递单身女性群体的诉求当作一种责任。哪怕是学生做的自媒体，或者需要写论文，她都会尽量抽出时间配合。
徐枣枣回忆，在二审法庭上，医院方还提到，国内冻卵技术还不够成熟以及可能存在灰色地带风险。对此，她认为，开放单身女性冻卵后，有了相关预算和投资，医学专家才有机会做更多实验，才能将技术和相关流程做得更完善，反倒有助于规避风险。“我们国家的辅助生殖技术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我提起诉讼的这家医院，他们可以给放化疗的女性提供冷冻卵巢技术，有女性通过这个技术成功生了孩子，这个小孩已经两岁多了。冷冻卵巢这么复杂的手术都能被攻克，我想冷冻卵子技术并不像大家想的有那么多技术壁垒。”徐枣枣说。
专家：建议试点放开
阮祥燕就是徐枣枣提及的为女性提供卵巢组织冻存技术的医生，她是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是在国内创新性成功进行卵巢组织冻存移植的第一人。
虽然都是保存生育力，但冻卵与冻卵巢差别很大。
冻存卵巢相当于为患者冷冻保存了卵子储备库，冻存的这些卵巢组织中有成千上万颗卵母细胞，这些卵母细胞可以产生卵子。相比冻存卵子从冻存、复苏、受精成胚胎到成功怀孕的机会只有5%左右（冻存胚胎到成功怀孕的机会是约30%），冻存卵巢的受孕成功率高得多，不过它是一种复杂的有创手术，目前只服务于放化疗患者。
在临床上，阮祥燕近年来遇到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前来咨询冻卵，她非常同情，但无能为力。“有的人一来就哭了，她没有病，只是因为拼事业或者各种原因没有找到合适对象，随着年龄增长卵巢功能一天天在衰退，她也想将来有自己的孩子，这个时候她非常希望能冻卵或者冻卵巢组织。”阮祥燕介绍，这种情况被称为与年龄相关的生育力保护保存，是国际指南中生育力保护保存主要适应证之一。
她解释，女性的卵母细胞在母亲怀孕20周时已经达到了峰值，以后随着年龄增长卵巢功能会逐渐减退，每个月可能会有1000个卵母细胞闭锁，当所有卵母细胞闭锁完后就没有卵子了，也就无法生育。
她看到很多女性漂洋过海花巨资去冻卵，或者冒很大风险去地下机构，在个人观点上，阮祥燕非常支持调整政策满足这些单身女性的需求。“为什么要让她们这么曲折？只是想要个孩子，给自己留下希望。有与年龄相关的生育力保护需求的女性，没有其他企图，在严格准入的情况下，应该通过试点的形式放开口子。”阮祥燕表示，临床医生与患者的利益是站在一起的，同时从国家人口发展大趋势来看，业内有许多临床专家支持有条件地放开单身女性冻卵。他们认为，如果要全面放开，可能会迎来伦理问题、卵子买卖问题，但如果严格把握适应症，在专家共识下开展工作，这种试点性地放开是有必要的。
多国机构来中国找客户
2023年末，在北京的一场国际医疗旅游展上，辅助生殖是最热门的主题，冻卵作为辅助生殖技术之一，成为一些国际机构的主推项目。这些机构来自日本、泰国、老挝、俄罗斯、格鲁吉亚、美国等地。
有意思的是，很多机构的医生是华人，会讲中文。
小武所在的磨丁天韵生殖遗传医院，位于毗邻中国云南的老挝磨丁经济特区。磨丁经济特区是成立于2009年的老挝国家级经济特区，特区内专设了一个医疗产业园，近两三年已入驻了9家辅助生殖机构。这些机构主要面向中国市场，小武此次参展便是为了寻找中国的代理机构。
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明确允许单身女性冻卵不同，老挝的法律在这方面是空白，毕竟，这个国家还未步入女性晚婚时代。“老挝的政策没有禁止单身女性冻卵，因此我们可以开展这项服务。”小武说，中国的辅助生殖科医生也可以进入磨丁特区内执业。
在亚洲，日本在单身女性冻卵这件事上走得更远。2013年，日本同意健康单身女性冻卵。两年后，千叶县浦安市政府宣布对女性冻卵费用进行财政补贴。2023年3月，东京都政府提出将拿出1亿日元（约合500万元人民币）帮助女性支付冻卵费用，以应对出生率下降问题。根据该政策，东京都政府每年将为200—300名女性居民提供每人至多30万日元（1.5万元人民币）的冻卵补助，无论这些女性是否已婚。
株式会社AMECA中国区经理姚振良介绍，中国单身女性也可以前往日本冻卵，不过这样的需求并不多，更多人会选择去往美国。日本与美国的政策区别在于，日本有冻卵年龄限制，医疗机构一般将年龄上限设定为38岁—40岁。
杨历是美国加州生命试管婴儿中心（LifeIVFCenter）中国办事处负责人之一，她发现2023年有越来越多单身女性前来咨询冻卵问题，即使在福建这样很重家庭传统的地区，很多80后、90后女性也不会仅因年龄到了而屈就于没有爱情的婚姻。
尽管美国政策方面对冻卵没有年龄限制，杨历所在的机构还是设置了41岁的门槛，“卵子质量会随着年龄增大而下降，冻存、解冻过程对卵子都有损害可能，如果卵子复苏时坏掉了，这会让客户的希望破灭。我们提倡41岁以上女性直接做试管，性价比更高”。
其实，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也允许单身女性冻卵，不过有一定条件限制。徐莉介绍，香港冻卵的期限最多10年，10年后如果不使用需要将卵子移走，另外，使用卵子时还要求在婚姻状态内，且不可以选择宝宝性别。她认为，香港不是单身女孩冻卵的最优选，不过其优势在于与内地来往便利。
在中国内地也有不少地下机构提供冻卵服务。从业多年，杨历也了解过不少地下机构的情况。她介绍，建卵子库本身并没有太高的门槛，只要能买到液氮罐即可，液氮罐不需要充电，只是得隔段时间补充液氮。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严重时，很多地下机构的工作人员长期在家，无法及时添加液氮，导致很多卵子死掉，最终有机构老板因负担不起高额赔偿而跑路。
杨历提醒，地下机构没有行业监管，它的技术水平很难衡量，冻存复苏率等数据是查不到的。
（应受访者要求，徐莉、秦曼、徐枣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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